推动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已成为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核心载体。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为我国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方向。作为有着庞大人口体量的复杂整体性系统，超大城市始终处于风险交织的前沿地带。不论是快速变迁的社会结构，还是深刻调整的利益格局，都表明超大城市建设发展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同时，超大城市不论是在人口、产业和空间等要素的规模集聚，还是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带动都有着中小城市难以比拟的条件优势。因此，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推进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超大城市转型发展面临的一些风险与挑战

近年来，超大城市建设发展在推动人口规模调控、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场域重组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危机。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和现代性的冲突在地理、社会及数字等领域愈演愈烈，这使得超大城市转型发展长期处于风险社会的状态之下。相应地，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程中，必须厘清这些复杂的风险挑战。

一是超大城市地理空间转型诱发的客观性风险。城乡结构的关系变化和人地之间的利益调整，是形成这类风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任重而道远。比如，当前超大城市郊区新城的扩张蔓延，就容易压缩周边农村地区的生存空间，这可能带来城乡对立的风险。另一方面，人地矛盾冲突的日渐升级。人口持续导入和国土资源趋紧的内在张力，也进一步加剧了超大城市未来减量化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是超大城市社会空间转型导致的主观性风险。由于社会风险与人民群众的价值期望密切相关。因此，这类风险更多是基于人的心理感应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思维的潜在影响。当一些群体的居住分异和职住分离，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改观时，他们就会萌生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民众之间日常互动的意愿降低。快节奏社会发展带来的就业歧视和身份排斥，减少了不同群体接触机会，由此发展成冲突消解与社会融合的深层次障碍。

三是超大城市数字空间转型衍生的技术性风险。技术赋能提高了风险识别的准确程度，但随着工业城市向数字城市的形态演变，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风险挑战也接踵而至。一方面，政府组织内部的“数据烟囱”林立。受“条块分割”利益分化的影响，信息重复收集、资源共享困难等问题日渐凸显，这导致超大城市转型发展陷入了高成本、低收益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一味追求效率的技术盲目崇拜。在技术万能思维的作用影响下，人际交往的社会网络也遭到了严重侵蚀。

以整体性治理推动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的策略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当前，我国超大城市正经历着规模空前且异常激烈的转型变迁。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角逐成为一种常态，各种风险危机频现，时刻影响着超大城市建设运行的轨迹方向。因此，基于整体性治理理念的韧性安全建设，也成为助推超大城市有效运行的重要实践。

首先，努力修正传统“碎片化”治理思路的方向偏差。这是推进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的关键前提。一是从主张静态分割到寻求动态融合。超大城市中的各个区域，并非相互割裂的独立单元，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我们要通过彼此间的平等互动消除区域隔阂，推动超大城市的协调发展。二是从重视局部利益到聚焦整体目标。近年来，一些超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部门将人口问题简单视为规模总量的问题，过度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体目标。因此，必须通过整体政府的模式，将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关的就业、交通和住房等，统一纳入政策制定范畴中去考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

其次，切实彰显人民群众在政策实践中的主体性价值。这是实现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的根本遵循。人民群众为超大城市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灵魂。然而，城市本身是复杂的，每个人在不同层面上都可能是特殊个体的一方。因此，我们必须要以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为政策导向，推进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一是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的行动理念。为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超大城市的规划、建设及治理提供健全合理的渠道平台。二是努力实现“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目标。尽可能推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需求精准匹配，营造人民群众生活交流的公共空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最后，积极塑造整体性风险治理的框架结构体系。这是强化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的有力保障。一是建立分工明确且动态协同的跨部门合作机制。通过构建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加强公安、消防和医疗等部门的有效联动，克服内部各自为政的弊病，合力应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二是提升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的风险治理效能。一方面，加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开发投入，建立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减少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实现不同部门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对行业协会、新经济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整合，共同应对错综复杂的风险挑战。

胡贵仁张鹏

来源：学习时报